易海神针三合五通神信仰还展示了幸福主义的祭祀与辟邪方案在中国通俗宗教中的重要性。宗教崇拜方面的话语反复强调，决定能否获得神助的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在祭祀和祭品的准备中是否虔诚与用心。虽然官府、儒家精英与上层僧道推崇的是由正义天神支配的宇宙道德均衡，但是这种理念没能改变人界与灵界关系的幸福主义本质。道德均衡的取向在明末江南城镇的印刷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该取向完全渗透了明清时期的通俗文学，该事实最为明显地反映在了《西游记》《金瓶梅》及冯梦龙小说等文学大作中，但在善书、劝导型宗教文学（如宝卷），以及书坊刊印的用于消遣或说教的各类小说（记叙华光壮举的《南游记》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中也有所体现。但直到18世纪，道德均衡与天谴的理念才开始在城市的中层宗教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就乡村地区的宗教生活而言，幸福主义的取向则一直盛行到了1949年。然而，五通神“意识形态化”［这个词应按照魏乐博（Robert Weller）的方法理解］的变体，也就是具有官府或正统佛道印记的五显神、马元帅、华光，对通俗宗教仍然构成重大影响。同其邪神形象一样，意识形态化的五通形象的传播和复制通过祠庙、神像、仪式典籍和民间传说的扩散实现。事实上，五通神和他的众多化身派生出了历史与文化各不相同的多种地方信仰。五通神扮演的角色，包括阴狠的无赖、强大的伏魔神将、慈悲的菩萨、奸诈的财神，充分展现了神力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多价性，说明对神灵进行严格归类的做法并不能帮助我们充分理解这种宗教文化。这个道理对于其他信仰无疑也是成立的，且对于被扩散至帝国各个角落的关帝信仰或观音信仰，它或许会显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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